青春须散场，猥琐趁少年（III）

青春须散场，猥琐趁少年

——有关穆齐尔的《学生托乐思的迷惘》（III）

埃贡·希勒1917年的《拥抱》——表现了虫一样的人

在穆齐尔之前，奥地利文学积弱已有半个世纪。领军人物阿达尔贝特·施蒂夫特，1857年发表的一本慢悠悠的小说《印地安之夏》，便算是杰作了，可就在同期，法国不用说有司汤达和雨果，《包法利夫人》也出现了，施蒂夫特拿什么跟福楼拜比？一直要等到哈布斯堡王朝气息奄奄，“世纪末的维也纳”来临，才出了一个性瘾患者阿瑟·施尼茨勒，和一个流星天才霍夫曼斯塔尔。

1905年，《托乐思》出版的前一年，霍夫曼斯塔尔拿出了一部精美的短篇小说集，它更像是传奇故事集，为他之后的长篇《安德烈亚斯》作准备。1906年，施尼茨勒出版了一个中篇、一个长篇和几个短篇，但《垂死》是一个自然主义小说，用上了大量心理分析的《贝尔塔·加兰夫人》，虽然很受批评家的重视，其实也很传统，写那种不幸的、纠结的爱情。《古斯特少尉》倒是一个意识流的小试牛刀之作，可他也并没在这条路上走多远。

阿达尔贝特·施蒂夫特，奥地利小说在矬子时代的将军

他们都有明显的局限。施尼茨勒的严肃创作，主调是渗透了精神分析的自然主义，而对于诗人出身的霍夫曼斯塔尔来说，他所能做到的，就是对现实作一番诗化的、狂放的拔高。然而，穆齐尔比施尼茨勒更追求难度，而其语言的诗意，则毫不逊于霍夫曼斯塔尔。瑞士诗人菲利普·雅各泰才华横溢，他舍得掏出四年时间，去把穆齐尔翻译成法文，实在是因为对他这样的译者而言，那文字太“养人”了。

菲利普·雅各泰，今年93岁的他翻译了很多穆齐尔作品

每一次出现窗户，穆齐尔的文字都可以吟咏，不是因为窗外景色的美（他也曾透过窗户偷瞄贫困户的生活面貌），而是因为意识处在分心状态时使用的步姿太美。窗户总是让他左右内外地滑移、摇摆，让意识建起又垮台，然而，书中有一扇窗却实现了内外的调和与稳定，那是在他幼稚的年代，远在妓女的接客室、学校的高墙，远在其他男孩的肉和血、以及阴暗蒙尘的储藏室之前的一扇窗：

“那是在一次旅行途中……在一座意大利小城……他和他父母一起住在一家离戏院不远的旅馆里。那家戏院每天晚上都上演同一部歌剧，他每天晚上都能听见从那里传来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音，尽管他不懂那种语言，他每天还是坐在打开的窗户前仔细聆听，渐渐地，他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女演员，但从未见过她的面。他后来再也没有像那时那样迷恋过戏剧；他感觉那旋律的激情，犹如深色的大鸟在拍动翅膀……他所听到的不再是人类的激情，不，那是逃离人类的激情。”

艺术的语言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运转，把声音转化为想象中的人，让男孩深深爱上；但是，当托乐思待在半空的教室里，两眼瞅着正在看书的巴喜尼时，他却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真实的注视，而看只是看着一个幻觉。他感到眩晕。

youtube上看到的某人做的一个理念化的洛根丹头像

这再一次预演了日后的存在主义文学，托乐思预演了洛根丹带着一颗渴望从“本质”逃向“存在”的心，发现了世界永恒的冷漠，以及荒谬的来源的过程。《托乐思》中最后一扇窗，是在校方着手调查巴喜尼遭性虐一事中出现的，那扇窗的外边，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坐着一只乌鸦，此外就是一个“白色的巨大平面”，相当于宣布了一种绝望，深厚而宽广。

除了窗，还有虫。白内贝一口咬定，巴西尼就是个虫一样的人，在马路上看见，“你都不知道是该绕开它还是该一脚踩上去。”但是，白内贝一发出这番富有邪德色彩的动员令，托乐思就觉得白内贝像一只庞大阴森的蜘蛛，正潜伏在他自己织的蛛网上。没错，一个对恶下判断的人，很可能是更大的恶。后来，白内贝不说巴喜尼，而说起他的哲学如何强过赖亭：“我一下子就能像超过一条蠕虫那样超过他。”

 就这样，这几个人相继都进入了虫豸的意象群里。结果是必然的：托乐思觉得他脚下的大地到处隐藏着蛞蝓和蜗牛，他背后的墙里也传出了瑟瑟的声响，“骚动不安的生命在砖缝和水泥之间觉醒”。不经意之间，穆齐尔又成了连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部公房的桥梁，从《罪与罚》里拉斯科尔尼科夫眼中虫豸般的老太婆，通往《砂女》中掉落海边沙坑里，怎么也爬不出来的无名男人。

虫子在《托乐思》里四处爬动：巴喜尼被打，“嘴上慢慢滴出的血，绘制出一条红色的，越过上唇、嘴和下巴的，犹如蠕虫那般曲折而行的路”，卑微的受害者，就连挨打都无法拥有悲剧人物的尊严。到了晚上，灯罩上的绳子从天花板悬下来，淫荡地扭曲着，它落下的阴影就像在地板明亮的长方形上爬过的一条虫。

窗户和虫的形象，在这里交织到了一起，恬静的月光，抚慰人心的夜色，现在因人为的恶而变得淫猥。后来，连数学算式都成了虫子，一扭一扭地经过托乐思的梦境。穆齐尔在写到一天接近黄昏，都用上“爬”这样的动词来搭配时光，于是，当写到托乐思怀表的嘀嗒时，穆齐尔自然而然地将它比喻成“一条小尾巴，在时光懒洋洋爬动的躯体上晃来晃去”。

而时光是一条最大的虫：恐怖，无可名状，而且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。在目睹巴喜尼被折磨、被强奸的时候，巴喜尼就有一种奇怪的冲动：想趴到地上，像虫子一样爬。可仔细想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？这不恰恰可以摆脱肉欲在心中引起的不安吗？我就是一条鬼鬼祟祟的、下流的、见不得人的虫子嘛，蜘蛛与蜈蚣出没的地窖和阁楼，是我归属的地方。

施尼茨勒，一个罹患严重性瘾的维也纳作家

我们无法区分，穆齐尔究竟是先生活后书写，还是先书写后生活。虽然20世纪初的穆齐尔才二十多岁，可他已经进入到“高难度写作者”的行列之中，跟康拉德、卡夫卡一样，在冶炼他个人的经验并紧张不安地监察成果，他的《没有个性的人》，从《学生托乐思的迷惘》时便开始写了，活多久写多久，且不出意外地一辈子都没写完。

但他必须如此。人有两重生命，一重是他生活的生命，另一重是他所意识和感受的生命，穆齐尔绝不用窗户或墙来分隔这两者，而是挖一条内在的通道，从而将生命的宏观源源不断地缩减到他的文句所能消化的大小，这是一桩一个人的功业，昼夜不歇。

同样是埃贡·希勒的画作

少年迈过了那片柔软地带，抵达了成年的彼岸，然后回首，成长不是一个摆脱苦恼、看明白事理的过程，成长是搁置，是原谅，出于照样不明所以的理由：“一个发展时期结束了，灵魂像一棵小树一样长出了一圈新的年轮——这种仍旧无言的、令人无法抗拒的感觉原谅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”肉体才是虫子，而灵魂不是，灵魂是树，即使它位于一条虫子的身体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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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发 -《经济观察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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